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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三问：内陆核电，建还是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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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是我国核工业人才培养和装备制造的重要基地之一。哈尔滨工程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953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是我国“三海一核”（船舶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工程、核能应用）领域重要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在这样一所有着光荣历史和深厚核科学研究基础的大学举办此次盛会，使得今年的年会有了特殊的意义。
中国核学会学术年会是我国核科技界学科设置最全、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平台，每两年召开一次。过去的两年，我国核电行业逐渐走出日本福岛事故的阴霾，开始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来自教学、科研、企业不同战线的核电专业人士坐在一起，讨论一个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期，核电怎么办？综合不同人士的发言，记者提炼了三个关键问题，这三个问题涉及核电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也是公众和产业、学术界都关心的热点。管中窥豹，三个侧面在提醒我们，“纠结”的核电如何前行才能不辱使命？
装备制造产能过剩，如何解？
黑龙江省从事核电设备制造的企业共有两家，一是一重，二是哈电集团。哈电集团进军核电领域不算早，从2004年开始，经过近10年努力，投资40多亿，目前初步具备了批量生产核岛和常规岛主辅设备能力，AP1000蒸汽发生器工艺和制造国产化大部分难关已经攻破。但没想到的是，费尽千辛万苦投入巨资形成的产能，迎来的却是订单下滑，产能过剩的残酷现实。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建伟对记者说，这十几年，核电就像坐过山车，一会上一会下。“我心脏都受不了。”
韩建伟说，无论是核岛主设备还是常规岛设备，包括设备工艺国产化，均进展顺利。现在最需要的是多生产产品，把工艺和技术固化，把技术工人培养成型。因为第一台容易做好，但连续高合格率非常困难，对企业来说，项目连续均匀启动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福岛事故，包括哈电在内，国内装备制造企业订单大幅下降。哈电、一重、二重、东方电气和上海电气加起来一年核岛主设备产能超过10套，按照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将达5800万千瓦的规划计算，全国每年需求只有4套，最多也就是5到6套。
为何这几大企业会纷纷提高产能？根据记者了解，原因是几年前曾经传出国家规划2020年核电装机要达到1亿千瓦，这个远大的目标给了制造企业底气，但谁也没想到，福岛事故一个急刹车，企业就栽了跟头。一重中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一重营收33.76亿元，同比下降13.17%，净利亏损3.84亿元。
伴随着订单下滑，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也在走低。韩建伟说，在核电装备方面，四大企业投入巨大。一重投入达到70亿元，二重45亿元，东方电气和上海电气均为60亿元，哈电少一些，42.5亿。“公司好的时候能出两台核岛设备，有二三十个亿销售额，如果没有，一年也就十来个亿，投入产出比差距太大。发展核电我们就得先投入，但后期得有比较好的期望值才行。”
但这还不是韩建伟最担心的，他最担心的是，如果公司持续低负荷，好不容易建立起人才队伍将面临涣散的危险。“不要等到再启动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了，都跑了。投资回报率低，实在不行还可以要点政策，但是人才队伍垮了，再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还有一点要说明，虽然总的产能过剩，但是大型锻件、关键材料由于合格率低，并不具备自主化条件。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核电发展的基础，既然我们投了这么多钱，首先我们把自己的能力建设起来，同时我们希望中国有一个相对高速一点的、稳定平衡的核电发展的思路。不要坐过山车，一会快一会慢。”韩建伟说。
内陆核电，建还是不建？
此次年会上，核电装备制造企业和发电企业均呼吁：内陆核电应该及早启动。哈电集团一位高层说，“如果内陆核电不启动，全国核电装备企业投入的几百个亿就要打水漂了。法国内陆有很多核电站，人家那么多年都不怕，为什么我们就怕成这样呢？” 还有专家表示，内陆建设核电站，技术不是问题，公众的恐核心理才是唯一的阻碍。
日前，本报刊登了关于内陆核电建设不同观点的文章。有支持者也有明确的反对声音。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杜祥琬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态，自己不是支持派，也不是反对派，而是谨慎派。首先要安全。为了安全，一点都不能马虎，要谨小慎微。“别太着急。要稳中求进，稳扎稳打，放慢一点没什么不好。”
当记者问及，对目前核电发展速度的看法时，杜祥琬说，国家制定了核电发展规划，这个速度是大家讨论定下的。“我知道有人说是大跃进，快就是大跃进？不是，大跃进的本质是违背科学规律。 风电增长的速度比核电快多了，有人说是大跃进吗？”杜祥琬坦言，自己不做具体规划。但是，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安全文化要到位。文化到位了，就会知道应该要多快。现在2020年核电发展目标已经明确，但是还需要更长期的规划。不能只看到7年之后。因为核电的周期和投入是长期的事，包含设备制造能力、人才培养、燃料供应等一系列环节，全产业链要协调配套发展。一个环节都不能大意。
杜祥琬认为，目前关于内陆核电的争论实际上陷入了矛盾。“国际上对核电站没有沿海、内陆之分。其实核电站都一样。内陆也好，沿海也好，只不过是地点的问题，都要做到安全。难道说沿海的核电站就可以出福岛事故？不过因为沿海和内陆有差异，在内陆核电站的选址上考虑更多。比如水的问题，洪水、枯水、堰塞湖等，避开地震带，还有排放，内陆的排放标准要比沿海更严格。内陆对核电站有需求，我们要做的是让沿海和内陆的核电都安全，不出事。”
杜祥琬直言，核电不会一直只占总发电量的2%，中国的核电在电力结构中的占比会逐步从小到大，成为一个非化石能源的支柱产业。现在应当做的是制定一系列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下工夫降低事故概率。即使万一出事，也要切实做到后果可控。“老百姓关心的是后果可控，只要不影响我生活，你自己把事处理好了就行了。我看过黄毅诚的文章，还有不同观点的文章。无论建在哪里，核电都要做到安全。理性谋共识，科学谋发展，不要把工夫花在争吵上。”
话虽如此，面对装备制造企业和发电企业的呼声，杜祥琬认为不能无动于衷。“装备制造企业的心情可以理解，企业希望启动内陆核电，我想会稳步启动，稳稳当当地干。” 而在他看来，目前不能忽视的是福岛事故后我国核电应该转变发展方式，建立政府、企业、专家、民众共同参与的工作程序。“一开始就和公众讲清楚是什么项目，对国家、当地有什么好处。要付出长期、耐心、坚韧的努力。以前是政府决定多少装机，我们就去做。现在则要一开始就要和公众对话，不能只把公众当做科普的对象，要让他们参与，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国际的经验。”杜祥琬相信，让公众成为利益的分担者，不只是后果的承受者，建立科学透明的工作程序，将是福岛事故后我国核电工作的新常态。
人到用时方恨少?
苏立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今年的大四毕业生。今年这个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共299人，但包括苏立在内只有20人签约中广核，找到了工作。还有50多人保研，由于研究生缩招，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但是，就在2年前，“中核在我们学校招了一大批人，当时主要是为了内陆建设核电站需要，内陆核电叫停后，听说他们又回到沿海核电站。这两年中核都没来学校招聘。”
正如哈尔滨工程大学校长刘志刚所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秀才不出门可知天下事。核工业发展怎么样，看核专业的分数，还有毕业生抢手不抢手，我就知道这个行业现在怎么样，都反映在高校里面。”
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在担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时，曾经设想过一个比较庞大的核电发展规划，提出2020年做到核电装机8000万千瓦。“我跟几个中央领导都汇报过。他们提出一个共同问题‘人才够不够’，增加那么多，有没有那么多人才。后来算了一笔账，包括机电、土建、核运行管理多个方面，平均一个核电站需要各类人才500名。”
学校招生和专业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可以说，学校培养人才虽然有主动性，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比较被动。核专业有过高潮，也经历了低谷。
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康克军回忆，核专业最早的高潮源自国家对核武器的支持，很多优秀的人才都出自那个时代。后来经过“文革”时期、改革开放，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这漫长的几十年是最困难的时期，很多有核专业的学校难以为继。“据我调查，一直开设核专业并招生的学校不过十来个。哈尔滨工程大学是其中一个，还有清华，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四川大学这些学校还在坚持着。很多学校跟核有关的专业萎缩、调整，最后就没了。即使有的学校坚持了这个学科，实际上学科里面也有部分环节出现了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