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关系需要调整，各种问题需要解决，各种利益需要平衡……转型期的中国，制度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期的一系列新闻，都指向这样一种“制度需求”：

　　山东济南8名户外工作者中暑死亡，各种高温保障制度效力让人生疑；新拆迁管理条例出台没有“时间表”，引来种种猜想；中办国办联合印发规定，要管住“裸官”；矿难频发，国务院两次发通知重申“领导与矿工一起下井”。

　　实际上，很多时候制度并没有缺位，只是一些人对制度采取了“选择性遵守”的态度：符合个人利益，就遵守；不符合个人利益，则千方百计寻找漏洞，规避制度的约束。比如，“领导与矿工一起下井”的制度，在占矿井总数90%左右的私人小煤矿中，几成空文；发放高温津贴，虽有全国总工会等四部门的联合规定，但一些企业管理者却并没有当真。

　　除了理性经济人的趋利倾向，被“选择性遵守”，也有制度本身的原因。或是大而化之，或是陈旧过时，如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而发放的范围、条件和标准等，却付之阙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因“公共利益”而生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源于制度的“选择性遵守”，最根本和有效的办法，就是更好地完善制度、执行制度。然而，也要看到，没有制度是完美的。所有的制度，都是从具体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性概念，无法囊括纷纭复杂的现实中一切情况。同时，制度是针对问题、矛盾而产生的解决手段，是“试错过程”的结晶，有着先天的滞后性。

　　“领导与矿工一起下井”，也可能出现“领导先走”的情况——黑龙江鸡西恒鑫源煤矿透水事故中，成功升井的只有两位“一起下井的”领导。对于高温津贴，在农民工工资尚且容易被拖欠的劳动保障环境之中，即使详细制定发放范围、条件和标准等，也难免被“选择性遵守”。

　　如果只是用制度来堵住制度的“选择空间”，则会如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析：制度叠床架屋，造成制度的浪费和失效。因此，要破除对制度的“选择性遵守”，需要在建章立制的同时，培养制度意识，寻求让制度生效的文化力量。

　　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契约，寻求的是个人利益的“公倍数”。在制度中，个人必然要让渡一些权利，以服从公共利益的需要。只有以此为基础，让制度内化成一种行为规则，制度才谈得上生效。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同样，只有制度意识深入人心，制度这种契约才真正有成立的可能。

　　同时，还需寻找让制度生效的文化力量。政治学家帕特南认为，制度的实际绩效受到它们运行于其中的社会背景制约，包括社会认同、价值观念等。可以说，制度的完善，让制度无法被“选择性遵守”；而文化的影响，才能让制度不愿被“选择性遵守”。制度之外，也需要其他规范性因素的力量。难以想象一个社会中，连扶起摔倒的老人，也需要建立制度来加以要求或是加以保护。道德、习俗、信仰等，有时候能发挥比制度更为有效、也更为积极的作用。即使是“制度化”或者“法制化”，也必然需要这些属于人性基本因素的支撑。

    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与制度有关。制度给人种种约束和限制，更给人以保护和激励。破除对制度的“选择性遵守”，有赖制度意识的培养、制度文化的产生，而这一方面需要制度的不断完善：只有让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制度，才会被人信任；另一方面则需要加强公众的“制度参与”：只有在社会网络中，才能增加“选择性遵守制度”的行为成本。